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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中国向何处去
发布日期:2019-10-27 10:07   来源:未知   阅读:

  这天是1992年1月23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即将离开待了四天的深圳,在蛇口码头乘船前往珠海。这是他离开深圳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多年后,李灏谈起自己的理解,认为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深圳说的,“这个快不能理解为盲目地只讲GDP,而是总体上要有个速度。小平讲过后,全国会有个压力,要解放思想。”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上唱衰社会主义的声音不绝。国内则刚刚经历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舆论比比皆是,对外开放的一些举措被诘问姓“资”还是姓“社”,左右分野十分明显。

  这趟行程原本是保密的,最初内地的媒体没有报道,只有当地市民和闻风而来的香港记者,目睹这位穿着灰白夹克、年近九旬的老人,走访了广东的一处又一处。

  风暴眼中的人们并不知晓,不久后,南方谈话的实录将传遍国内,给这场持续已久的左右之争画上句号,同年召开的十四大将据此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自1988年起,习惯于去上海过春节。前几年,他大多待在西郊宾馆里。相较之下,1991年的行程安排十分特殊,已于一年多前宣布退休的,不仅登临新锦江饭店顶楼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些话对当时的上海来说,无疑是及时雨。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浦东,上海正在落实开发事宜。的讲话被小范围印发传达。

  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在上海市委领导的家中见到了这份讲话材料。领导的本意是让他了解情况并把握宣传口径,并没有让他做记录,也没有直接布置他写文章。不过周瑞金认为,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绝对不是只对上海讲的,而是对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总动员。”

  中国在那几年,不仅仅经历了国内形势的变化,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如多米诺骨牌般剧烈变动。1989年,波兰、匈牙利先后失去执政地位,政治体制更迭为多党制。罗马尼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临时成立的军事法庭执行死刑,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当年11月,柏林墙倒塌。1990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发生政权更迭,南斯拉夫一分为五,东西德则实现了统一。

  国内国际双重形势之下,全国媒体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在周瑞金的印象里,媒体已有19个月未曾对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做出正面评价了。

  的讲话所传达出的改革信息,深深触动了周瑞金,他思考着应如何宣传这一讲线年的春节只有三天了,按照《解放日报》的传统,周瑞金会在大年初一的头版撰写千字文章贺新春。显然,这不足以宣传的讲话精神。他找来报社评论部的凌河、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后者恰好在市委研究室也已听到了传达,三人决定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

  1991年2月15日,羊年的大年初一,《解放日报》头版的上半版刊登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则加框刊登了三人讨论后的第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

  后来,很多人解读这个笔名的意思是黄浦江评论,而据周瑞金说,其真正含义是,奉人民之命辅佐。

  之后每隔20天左右,都会有新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出现,直至4月12日收尾。四篇署名文章的内容都是转述上海谈话的精神。比如,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中指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这种“新的思想僵滞”具体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

  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提出,“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文章一经刊登,不少读者打来电话,询问作者是谁,也有人来打听文章背景,是否得到了授意。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一场文字之争开始了。《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论战线》等杂志都纷纷发文,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两个月之后,苏联发生了“八一九政变”。几天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当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

  国际上唱衰社会主义的言论甚嚣尘上,国内“反和平演变”被提到了和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人民日报》也发表长篇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当年八九月,一批央媒开始刊发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周瑞金回忆,这些文章称,“皇甫平”署名文章“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人的政治纲领”。

  矛头显然不仅仅是针对“皇甫平”了。周瑞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针对的是。”

  在这种山雨欲来的气氛中,在关心什么?周瑞金说,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据《年谱》,1990年8月20日,与、、、讨论前一天苏联发生的事情。他说:“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的担心是有理由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制裁、封锁,再加上国内经济的整顿,中国GDP增速从1988年的11.3%下跌至1989年的4.1%、1990年的3.84%。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低速。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

  这是1992年南方之行在途经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一段谈话记录。

  在焦虑、疑惑、无所适从的气氛中,没有做文字之争,而是选择了直接行动——去南方。

  李灏1985年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后,每年都邀请来深圳视察,从未如愿。但1992年,却“不请自来”。

  的女儿邓林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我觉得他心里有了想法,他不希望这个改革开放的步子慢下来,要继续快,所以他来了。他那时经常在家里说这样一句话,世界给中国的机会非常少,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国家。”

  先遣组抵达广州,传达了“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意见。另外提出要求,“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不过,经过申请,深圳市被允许录音,并做文字记录。

  1992年1月19日一早,抵达深圳,考虑到他年岁已高,当天上午没有安排行程。没想到,却歇不住。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回忆,进屋没一会儿就对他说:“到了深圳,坐不住啊!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

  自1984年后,已有八年不曾到访深圳。与刚刚成立特区时相比,此时的深圳,道路、楼群甚至花木,都已截然不同,更不要说已经进行的尝试与改革,包括土地有偿使用、发展股份制、建立证券市场,以及公务员制度和廉政建设。参观市容时,感慨道:“我没想到发展那么快。”

  行程的第二天,到深圳罗湖区的最高建筑国贸大厦顶楼参观。那里可以俯瞰当时发展最繁华的罗湖区以及深圳大部分市区,还能看到对面的香港。

  李灏希望能够趁这次俯瞰深圳全景的机会,向老人家汇报,得到像1984年那样的重要指示和支持。因此,他们事先在坐的地方摆上了介绍深圳的一些图文资料。

  时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的李罗力回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在听完汇报后,激动起来,开始了几十分钟的讲话。这让在场的很多人措手不及,因为没想到他要讲话,事先没有准备。

  在此之前,经过短短一天的接触,李罗力认为,是“很寡言,很沉默,很宁静的人”,而在这几十分钟里,除了广东省委书记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偶尔的插话,其余时间一直是侃侃而谈。他讲得十分激动,以至于李罗力注意到,不断用手势来加强自己表达的情绪,手指都在微微发颤。李罗力事后核对了南方谈话的全文,至少有六成都是在国贸大厦顶楼的旋转餐厅内讲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多年后,人们已完全能理解的这份激动。深圳是当时中国的一块试验田,用李灏的话说,深圳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得通的。当时直言:“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无论在深圳还是在珠海,都对当地负责人说过类似的话:“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

  1月29日,离开广东,前往上海。春节期间,他与上海的干部谈话,再次强调自己的态度:“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计划与市场,中共高层对此讨论了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陈云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构想,这一“主辅论”被写入了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以及当年年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通过的新《宪法》。

  不过,经济学家吴敬琏回忆,仅仅依靠变通性的政策调整,并不足以实现国家振兴。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开展了一场参与人员众多的“改革目标模式”大讨论。

  变化的开端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中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全面进行经济改革。1987年,十三大报告对此进行进一步阐述,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明确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自1991年8月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筹备召开专家座谈会,为次年的中共十四大做思想准备,考虑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

  许多熟悉的名字,出现在那次座谈会上,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原国家计委的郭树清等。

  吴敬琏回忆,当时,与会经济学家在与的对话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必要性。

  据媒体后来披露,座谈会主要探讨三个内容: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大家最终得出结论,苏共垮台,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竞争中惨败了,败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

  次年初,的南方谈话传遍全国。他在谈话中表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经济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回忆,当时,十四大报告起草组经过各方面学习,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新经济体制等问题,有了一些新提法。

  1992年5月,起草小组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归纳各方面意见,将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总结了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曾把刘国光请到中南海谈话,说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问刘国光的意见。刘国光表示赞成,认为这个提法简明扼要,但有一个疑虑:如果只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提“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计划”这个方面可能容易被人忽略,而“有计划”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刘国光回忆,当时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产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

  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讲话,将这三种提法告诉了大家,并明确表示,自己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后来,此举被认为是为十四大确定这一提法预热。

  4个月后的10月12日,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他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当天在住地收看了实况转播,听完这份报告,他称赞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

  次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于这一决定,吴敬琏评价说,把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也是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中国再次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当年GDP增速达14.2%,次年为13.9%。这一高速增长的态势,维持多年。

  直到1997年去世,再也没有去过深圳,但去上海过春节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94年。

  如同他离开深圳前,留给深圳的话是“你们要搞快一点”,最后一次离开上海时,对前来送行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黄菊说:“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上海有特殊的素质,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